由于中央電視臺等媒體的報道和網絡的傳播，云南大理市衛生局出資興建男同性戀酒吧的大膽嘗試，變異為輿論熱議的爭議話題。可能讓爭論雙方都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處于爭論漩渦中的酒吧還沒來得及開張，就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來之前悄然“流產”了。

　　按此前媒體的報道披露，大理市衛生局之所以投資興建“男同酒吧”，意在為“男同”營造一個公開而又輕松安全的活動場所，借此讓那些一直躲在暗處的“男同”們相對集中地浮出水面，以便政府有效地了解信息并提供相應的服務，譬如以所謂“男同干預男同”的方式，盡量斬斷“男同”與艾滋病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目前，艾滋病在中國已經不是禁忌話題，政府相關部門也以更加客觀的態度，直面同性戀間，尤其是男同性戀間的性行為與艾滋病傳播的相關關系。在此背景下，公眾有理由相信政府開設“男同酒吧”的初衷，而不必質疑此舉是否藏有“引蛇出洞”式的居心，酒吧的潛在消費者們，似乎也不必擔心在酒吧中遭遇“釣魚式執法”。

　　盡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政府其實不妨放手“男同酒吧”。

　　這里的“放手”，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經過多年的“脫敏”和嚴峻事實的教育，艾滋病傳播的危險、危害和途徑，已經為公眾所知，也已經為政府所承認和重視。既然如此，各地政府不妨對已經事實存在的“男同酒吧”等同性戀活動場所，持相對“放手”的態度，允許其在一種相對“灰色”的狀態下經營。這里的“放手”絕非放任，而是在不取締、不打擊、不歧視的原則下，鼓勵和引導這些場所的經營者及消費者，積極配合、參與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提供的幫助和服務，以達到既尊重同性戀群體存在的現實，又盡量阻斷艾滋病傳播途徑的目的。

　　“放手”的第二層意思是，只要對已經事實存在的“民間”同性戀活動場所“放手”，則那些一直處于地下或半地下狀態的同性戀活動場所，完全可能進入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視野，成為為同性戀者提供服務和指導的“據點”，政府則完全不必為建立這樣的“據點”，而親自“動手”投資興建“男同酒吧”。換言之，政府與其親自“動手”，不如適當“放手”，以合作、服務、引導的方式，讓那些事實存在的“民間”活動場所，成為阻斷艾滋病的傳播渠道的前沿。

　　政府親自“動手”的弊端和風險，已經在大理政府投資“男同酒吧”的爭議和“流產”過程中充分暴露。

　　首先，大理市有關部門對政府投資興建同性戀酒吧所面臨的道德爭議，顯然估計不足。事實上，以往艾滋病及同性戀話題在公共輿論中被設為禁區時，并沒有真正阻斷這一話題在民間的議論和傳播。反之，當政府部門終于正視這一議題時，也并不意味著民間輿論對這一話題形成了統一的共識，政府投資興建同性戀酒吧的舉措，必然面對諸如“政府鼓勵同性戀”之類的爭議。在這里，政府的主動“動手”，和相對消極的“放手”，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道德風險。

　　其次，由于道德爭議的存在，政府投資的同性戀酒吧必然引來各方關注，這種眾目睽睽、議論紛紛的處境，又顯然與同性戀人群需要的安全、私密、輕松的氛圍相沖突。由目前披露的信息可知，大理“男同酒吧”未能順利開張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這種過度的關注和爭議，使得參與其中的人們面臨太大的輿論壓力。由此可以推斷，這間酒吧即使勉強開張，能否真的吸引“男同”們放心前來，也大可質疑。而如果不能成為“男同”們真正傾心的場所，則政府投資的所有初衷都將泡湯。

　　關懷同性戀群體、防止艾滋病傳播，政府負有當然的責任，卻未必一切都要親歷親為。對非政府組織乃至同性戀自助組織等民間力量大力支持、善加引導、提供服務，才是更有效的途徑。只是這種適當“放手”的方式，一定比政府親自“動手”的方式，需要更新的觀念、更多的信任和更細的工作，政府部門還未必適應。不過，大理政府投資“男同酒吧”的流產，已經警示政府試圖親手操控一切的方式不再靈驗，適當的“放手”則勢在必行。而且不僅對同性戀酒吧如此，在許多其他領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