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導醫網 健康焦點：溫嶺殺醫事件已過去一月有余，但它的余波依然在行業內外延伸。為維護患者的健康權益，呼喚醫生職業尊嚴的回歸，12月6日，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舉辦了“讓醫護不再委屈，讓社會重拾信任”的主題學術沙龍，邀請一些臨床醫生和人文學者探尋促進醫患互信、改善職業環境的“出口”。

　　特邀嘉賓

　　何權瀛：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科教授

　　周福德：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腎內科副主任

　　何鐵強：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醫務處處長

　　萬 剛：民航總醫院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

　　李文勝：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副書記

　　張大慶：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人文研究院院長

　　王 岳：北醫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瑞爽：北醫人文研究院醫學法學副教授

　　到底該如何界定醫療場所的屬性

　　何權瀛：最近，我國肝臟外科創始人吳孟超院士在《柳葉刀》上發表文章，針對國內近期頻發的惡性暴力傷醫事件，大聲疾呼要對醫療暴力行為采取“零容忍”。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他們還怎么去保障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前段時間，國家有關部門發出一份通告，建議醫院每20張床配備不少于1名保安，或醫院保安數量不低于醫務人員總數的3%。我認為，這樣的辦法只是治標，弄不好還會加重醫患間的對立。就像吳孟超院士呼吁的，政府首先應該加大醫療體制改革的力度，從根本上解決醫患矛盾。當前尤其需要重視的，就是加大對類似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實行自上而下的問責制，不能讓事情不了了之。

　　李文勝：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傷醫成本實在太低了。傷醫事件從根本上說不是醫患關系問題，而是以醫生為目標的犯罪事件，理應依法及時懲處。醫院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窗口，社會的各種矛盾集中在醫院爆發，醫生難免淪為替罪羊。有這樣一件事：一位重癥病人眼看就要不行了，病人家屬卻強烈要求把病人轉送回老家。因為按照當地習俗，他們的親人應該在家里走完最后一程。主管醫生勉強答應了他們出院的要求，卻沒想到家屬還有另外的要求：希望醫生能保證他們的病人不會在半道上出事。這又如何能做到?醫生不答應，患者家屬就要動手打人。醫生報了警，但警方覺得此事不好插手，甚至不把醫療場所當做公共場所來維護。

　　何鐵強：到底該如何界定醫療場所的屬性?在國外的醫院，除了急診要接待一些突發事件和邊緣人群，因而安保系統格外嚴密外，其他如門診、病房等都是禁區，非請莫入。醫療場所是公共場合，不可以隨便嚷嚷，更不可以聚眾鬧事。一旦違反，就是破壞社會秩序和擾亂公共安全，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張大慶：有人統計過，發生醫療事件后，僅有2%的人選擇訴訟，卻有46%的人最終選擇“醫鬧”。司法不健全，也使一些患者恣意打鬧醫院甚至砍殺醫生。美國有很多制度上的進步，都是通過打官司打出來的。而我們的醫療問題，很多人卻不愿意訴諸法律，這非常不利于醫療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我們應該看到，患者就醫過程中難免會有某些問題不能達成一致，對此，社會需要提供多種訴求渠道，而非一味地維穩。任何事情，若沒有公平的處理機制，都會為社會不和諧埋下隱患。

　　醫生更多是“幫助病人”的角色

　　王 岳：迫切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我們醫療行業沒有因社會的關注而變得更好?為什么越關注，醫患關系越是走下坡路?通觀最近發生的傷醫事件，不難發現這樣一些共性：首先是病人赤貧，其次是過度醫療。看網上一些調查，網民反映最多的就是“醫生開藥太多”和“醫生態度太差”。根據我們的傳統，醫學應該是保守的：可用可不用的藥就不要用，可開可不開的刀就不要開。但在利益或安全的導向下，現實中一些醫生是反其道而行之。

　　醫務人員關注病太多，關注人太少。在很多傷醫事件中，醫生都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的病我沒辦法了。”以往我們比較多地提到救死扶傷，其實現在我們更應該提倡的是醫生“幫助病人”的角色。即便醫生確實無能為力了，還可以給病人介紹能幫助他的人。

　　何鐵強：我覺得是整體的制度安排造成了當下的尷尬局面。我們看到病人需求多，卻沒看到醫生壓力大。醫院看業績，科室比效益。醫生一邊抱怨病人太多，沒時間溝通，一邊心里卻在盼著病人都來找他。我很贊賞湖北武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推行的嚴格轉診制度。他們要求病人必須先在社區首診，由社區轉診過來的才能在醫保內報銷，否則一切費用自負。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多數患者就會這樣想：都一樣報銷，我為什么不選大醫院里的專家?

　　劉瑞爽：之所以雙方都有怨氣，是因為醫患雙方的基本權利都沒有得到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滿足，人就會憤怒。就像傷醫事件發生后，醫生群體性地抗議，就是覺得自己的生命權被損害了，付出與回報不對稱。而患方覺得醫生的冷漠和過度醫療傷害了他，他本該享有的獲得幫助權及禮貌對待權都被損害了。在新西蘭考察時，我們發現診所里張貼的不是規章制度，而是患者作為服務對象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明確醫患雙方在診療中分別有哪些權利和義務，這樣的做法值得借鑒。

　　萬 剛：醫患間信任的崩塌，也是社會信任流失的一種表現。媒體經常有報道說，一位老太太在街頭摔倒了，好長時間都沒人敢上前攙扶。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互助，也是我們整個社會需要關注的。只是因為醫生職業的特殊性，我們受的委屈可能會多一點。這也要求我們多付出一些，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病人。

　　放下憤怒和委屈，多點付出和關愛

　　周福德：我們醫院曾收治一位68歲的女病人，她因急性腎衰竭合并高容量性心衰住院治療，既往還有多年的冠心病、糖尿病及高血壓病史。考慮到患者病情危重，我們在病房內患者床旁進行持續性血液透析治療;為預防治療過程中的高血糖，在透析的同時我們還給予持續的靜脈點滴胰島素治療。這樣的治療方案完全符合醫療常規，但在治療結束的時候，由于醫生的疏忽沒有及時停用胰島素，患者很快發生了低血糖昏迷。我還記得當時，患者家屬極為不滿，立即通知律師到現場收集證據，一場糾紛一觸即發。事故發生后，主管的醫護人員沒有推諉，他們立即采取積極的救治措施，使患者得以治愈，也沒留下后遺癥，而且醫生主動站出來承認錯誤。最后，患者和家屬都對醫生的失誤表示理解，并對醫療的結局非常滿意，一場醫療糾紛就這么化解了。

　　萬 剛：大家都在說“醫生的話語權太少”，我卻更想說“醫生說話太少”。很多醫生都覺得自己的每一句話都應該“有用”，誰都不愿意說一些“廢話”。有一天我查房時，很隨意地跟病人寒暄了一句：“吃飯了嗎?”沒想到病人的回答竟是“沒有”。我馬上接著問：“你為什么不吃飯?”病人怯生生地回答：“大夫沒讓我吃，我哪敢吃啊?”就因為多說了一句話，我才了解到病人心里真實的想法，他把醫生的每一個指令都看得那么重要。在現在的大環境下，醫生更應該主動一些，放下憤怒和委屈，多點付出和關愛。

　　周福德：因為殺醫慘案頻發，一些醫生已經要放棄這個高尚的職業，還有醫生不愿意子女學醫。對此，我想我們醫生必須明確3個問題，即為什么做醫生、做什么樣的醫生、怎樣做好醫生。從學醫那天起，我們就應該明白醫生不僅是一份職業，更是一種信仰。一位實事求是的醫生，是心懷大愛的人，常常表現為：一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并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只要是對患者有利的任何意見或建議，他都會本著科學的態度和博大的胸懷去接受，而不是文人相輕，唯我獨尊;二是敢于及時修正診斷，承認錯誤。在臨床工作中，一旦發生治療失誤，立即承認錯誤，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減輕對患者身體健康的損害。這樣既可減輕對患者的損害程度，又有助于獲得患者及其家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