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導醫網 徐州就醫信息：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通過了庭外調解，艾滋病感染者曉峰(化名)因“平等就醫權受到侵害”狀告天津市腫瘤醫院一案，醫院一次性賠償原告9.5萬元。至此，曾轟動一時的艾滋病病人反對就醫歧視而提起的首例法律訴訟案塵埃落定。據悉，這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反歧視訴訟中獲得賠償數額最高的案例。

　　案件曾引起總理關注

　　4月16日，記者電話采訪了全程跟蹤這起案件的知情人士小何。小何的身份是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工作組負責人。

　　2012年10月，曉峰因肺癌入住天津市腫瘤醫院，手術前夕被院方告知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陽性，不宜手術，遂被迫出院。天津“海河之星”感染者工作組一位負責人通過更改病歷的方式，讓曉峰在天津另一家醫院成功接受手術。

　　這起案件曾經引起李克強總理的高度重視。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在看到相關新聞報道后，要求衛生部門采取切實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醫療救治的權利，又要保障醫務人員的自身安全。

　　2013年2月21日，曉峰以天津市腫瘤醫院侵犯其一般人格權為由，向天津市河西區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

　　2014年12月16日，法院認為：“原告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案由提起訴訟，但其訴訟請求的主要理由是平等就醫權受到侵害，而平等就醫權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規定的民事權利，原告基于該理由提起訴訟，經本院多次釋明，原告堅持不變更其訴訟主張。因基于平等就醫權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圍，故原告的起訴不符合法律規定，駁回起訴。”小何說，按規定，法院受理后6個月內要進行審理，至多延期半年，但是曉峰卻等了22個月。

　　“未來的路會更艱難。”小何解釋說，取證會變得更難。當時天津的醫院都是先將患者收治入院，然后再做各項檢查，因此在曉峰病歷本上明確寫了“流行病檢查HIV(+)，不適合手術治療，出院，于院外繼續治療”。但現在醫院普遍都是檢查后方可入院，因此很難拿到醫院推諉的明確證據。

　　醫務人員職業暴露并不鮮見

　　根據首診負責制的要求，醫療機構不能推諉就診患者，但事實上，艾滋病病人就醫歧視仍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鄭雪倩律師說，她在澳大利亞訪問學習時，曾經專門了解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就醫問題，當地官員說，盡管澳大利亞艾滋病隱私保護體系和治療體系做得非常完善，但是艾滋病病人最大的歧視還是來源于醫護人員。

　　北京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主任孫麗君說，在當前職業防護和政策保護做得還不到位的情況下，醫務人員難免擔心發生職業暴露，再加上有傳染病醫院“托底”，幾方面原因造成綜合醫院容易推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對于醫生的職業暴露，孫麗君很有發言權。她的另一身份是北京市艾滋病職業暴露及機會性感染專家組成員。她介紹，北京佑安醫院累計接診的艾滋病職業暴露醫護人員達100多名，雖然經阻斷無一人感染，但醫生的擔憂不無道理。“有些感染者和病人故意隱瞞實情，導致醫生沒有做好個人防護措施，手術過程中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孫麗君提出，將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轉到傳染病專科醫院救治，不應該成為綜合醫院推諉病人的理由。“雖然專科醫院在治療傳染病方面很拿手，但手術能力相對較弱，需要手術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仍會受到影響。”

　　艾滋病感染者就醫難題依舊

　　這次維權案也推動了制度上的改革。2012年11月23日，原衛生部發布《關于加強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醫療服務工作的通知》，要求實行首診負責制，接診醫生不得推諉艾滋病感染者，堅決反對歧視染艾者。2013年2月，新修訂的《職業病分類和目錄》才將“醫護人員因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列為職業病。但是對于醫務人員的職業安全防護和保障措施遲遲未能落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就醫難題依然存在。

　　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院長助理盧洪洲說，艾滋病病人轉院到專科醫院治療已經成為較為主流的就診方式。為此，上海市建立了艾滋病專家委員會，利用上海市衛生計生委的平臺組建多學科的專家庫，通過專家合作手術，解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就醫難的問題。今后，應建立區域性傳染病診療中心，處理包括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乙肝病毒攜帶者等合并的疑難雜癥。目前，國家衛生計生委委托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和北京地壇醫院共同擬定中心建設標準。

　　鄭雪倩建議，這起案件應該引起衛生行政部門重視，制定艾滋病病人患其他疾病時能得到及時治療的措施，體現對艾滋病病人的關懷和權益維護。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倫理委員會主任王若濤提出，對醫務人員的全面防護也十分必要。這起案件其實是社會再教育的過程，希望公眾樹立非歧視觀念，更好地解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就醫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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